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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的印度學生看中印文化差異

2017-08-07 | 人圍觀

到印度執教已近三年,教授六個學期。學校成為我融入印度生活的主要平臺。在近三年的時間里,教過的印度學生大約有200名,年輕人代表未來,他們成為我觀察印度社會的一個重要窗口。


但需要注解一下,這所大學是印度最貴私立大學之一,其生源構成多來自高收入中產階級,且以法學生為主,所以,也只能代表一部分印度年輕人,當然,也不能低估其反應出的文化共性。


一、濃濃的權利意識,淡淡的責任意識


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在公民身上的投射,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感受,只有經歷文化差異才會體會到,尤其是在對比性強的兩種文化里生活,感覺才會強烈。印度建國采納的是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理論,也因為曾經在殖民地時代二等公民的遭遇,印度憲法對權利的強調無與倫比。印度制憲者們認為,給予權利,是開啟民智,改變積貧積弱印度的最好方式。這種濃濃的權利意識,已經投射到機構的日常運轉中,也映射到公民的日常思維中。


印度大學有很多機制在中國大學是沒有或者是罕見的。比如Open House,即每一兩個月,學生組織起來跟院領導進行溝通交流,學生可提出任何問題,學院要給予答復。學校小的話,也由校長參加的Open House,解決學生提出的有關學校建設和自身權利的所有關切。


我參加過一次由法學院院長帶隊,其他副院長、助理院長參加的關于LLB學生提出的平等待遇與未來發展問題。


LLB是完成三年或四年其他專業本科后再讀法律的一個學位,類似于美國的JD和中國的法律碩士,因為BLLB五年制學位的開設,讓傳統的LLB學位不占優勢。學生們在現場提出了很多問題,包括他們參加國際交流、實習、就業及這個專業跟BLLB專業競爭的優勢等。


讓我很容易聯想起當年北大法律碩士的經歷,只不過那時再怎么抗爭也不一定有這樣一次讓所有學生跟所有院領導溝通的機會。學生們提問題的方式,很務實,也很注意分寸,各院領導就相應關切給予很務實的回應,院長當場拍板哪些會立刻解決,哪些關切是不必要的,哪些需要跟外部進行戰略性溝通,并落實到具體院長頭上。我很贊賞這種機制。


有些時候,如果跟學院的溝通渠道不暢,或者學校處理不合適,也遇到過學生集會抗議的。


有個學生不斷向學校管理者寫信,抱怨學校的網絡服務太差。行政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大的決定需要領導層解決,所以,改善并不明顯。后來這個學生就給校長寫信,開始校長還要求行政解決,后來也就失去耐心了。再后來,在情緒不好的一天,校長給這個學生寫信說,如果對這個學校不滿意,你拿著退回的學費回家吧。


這個學生把校長的信放在了facebook上,其他學生為他鳴不平,于是,他們很多人決定在特定時間在教學樓集會。短時間內就聚集了好幾百學生,校長不得不出來跟他們對話,并承諾換服務商,投入更多以改善寬帶。學生們還成立了一個執行監控小組來跟進這個改善過程。


這個學生把自己的經歷做成了一個項目,在我的“律師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這門課上展示,可以看出,他做了大量需求調研,很懂得用數據支撐他的訴求。


但是,如果濃濃的權利意識,缺乏責任和內省的相對制約,也是很容易變形的。


我的辦公室同事,負責教務,幾乎每天都要應對那些因為缺勤太多以致不能參加考試,因為學分不夠可能畢不了業,因為錯過選課時間選不上課等狀況的學生來給他所提交的一大筐理由,要他幫助。


其中有個學生讓我印象深刻。他的精力沒用在學習上,考得很爛,但是,他非要認定考卷中有一道題出的不符合大綱要求。為此,學校專門組織了其他老師,就那道題做了評估,認為沒有問題。實際上,即使那道題,給他全分,他也不及格。但是,他仍然要揪著那道題,并且堅持自己拿出錢來讓外面的獨立第三方來評估。讓我很無語。心想,要是把這股勁兒用在學習上,肯定是優秀。


作為任課老師,我也要經常面對學生千奇百怪的理由:因為好朋友的叔叔去世了,得陪她,沒來上課;因為周末回家,所以錯過了周一的on call;因為有好幾項作業,所以,不能按時提交我這門的作業;因為姐姐或哥哥的婚禮,要請一個星期的假;因為要參加畢業PARTY,要求老師提前下課……


更讓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完全可以花半個小時完成的作業,非要花40分鐘來跟我爭執,為什么他的作業需要延期提交。他可以有無數理由,但是,老師不能有失誤或紕漏。如果執行的不是事先宣布好的政策,或者在執行政策過程中有偏差,很容易成為那些因為平常不努力的學生面臨絕境時反擊的救命稻草。


中國的儒家文化,很多時候強調內省和自覺,或者叫克己復禮。雖然我們很多時候,也在批評過度功利化,導致了社會責任的缺乏。但是,傳統的儒家文化再加上較長時間社會主義集體觀的強調,很大程度上,已經使得自省和責任意識內化到了中國公民的思維之中。所以,作為一個中國籍老師,面對這些印度學生,受到的文化沖擊不小。


與印度人相比,我們不大愿意公開提出訴求。只要過得去,就不大愿意生事,尤其向官方提出某種請求時,往往有太多的顧忌。在中國文化里,把問題政治化,不容易解決問題;反而要盡量把政治問題技術化,才能解決問題。這可一定程度上解釋,在印中資對其顯著不利政策不愿意利用媒體和智庫發聲的現實。


但實際上,在印度生活,不弄出動靜來,是很難解決你想要解決的重要問題的。當然,小問題,也可以通過關系或行賄解決。這主要是因為,在印度的治理中,民眾對官僚體系的問責機制是失靈的,只有通過政治層面的機制如選舉才能發揮點作用。所以,很多重要關切,在技術層面靠個人推動很難解決,只有變成社會話題,抱團施加一定的政治壓力才更有解決希望。


針對同伴或師長,我們一般內心會有個權衡,哪些請求太過分,哪些理由太可笑。印度人很不一樣,他們的理由是無限的,可以遠遠超過你作為中國人基于本國生活經驗所能想象的邊界。相信很多中資,在面對印度員工時,會有更深切的體會。有時也思考過,印度權利觀與其他西方民主國家的差別。


印度知名學者Pratab Bhanu Metha在其《民主的負擔》一書中關于民主的對比分析很有意思,他還是認為,以權利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其良好運行,對社會文明程度及大范圍內的道德共識是有要求的。當年印度制憲者安貝卡博士也早就提出,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府形式,它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結合形式。


在今天的美國,日常生活中,我們很難體會到在印度所能體會到的那種權利被無限伸張的感覺,更多是一種被職業倫理設定邊界的權利觀。所以,跟印度人的交往中,既不能拿我們的內省標準也不能以美國標準去假設,否則,會造成不必要的失望。當然,也不必感覺,駁了對方理由是讓對方丟面子的事,因為你需要堅持你的原則。只要有法、有理、有據,也注意方式,這種反駁是健康的,印度人也能接受。


二、認真走程序,卻不問結果


印度思維中,還有一個與中國思維的重大不同,那就是程序意識強,但卻不以結果為導向。重視程序的好處是,關注參與,關注利益平衡,不容易決策草率和犯拍腦袋的錯誤。但是,過度注重程序,往往不僅僅降低效率,還容易迷失目標,降低問題解決能力。


大學有很多程序機制,對個體權利保障是有好處的。比如大學設立紀律處分委員會,里面要包括學生、行政管理人員和老師三方的代表。大學要想處分一個學生,即使按中國標準證據確鑿,也是要走一個程序,給學生辯護的機會。為處分一個學生,往往 要開一天的會,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五點。再考慮上面介紹的濃濃權利意識,校方想處分一個學生絕非易事。當然,這將保證不會有學生被隨意處分。從這些機制的運轉上,你也會明白,為什么印度有那么多的司法積壓案件了。


印度的日常行政管理中,為解決特定問題,會成立各種委員會和調查組,還要經過各種程序的討論。總之,想作出某個決定,需要復雜的程序決定。這讓各利益群體的關切可以被討論,但也讓日程的行政運行變得低效。這種低效已經變成了一種文化,而不是取決于所涉利益群體的利益大小。


大約五年前,曾經有一個哈佛的學生給印度的大學寫信,探索跟哈佛的一個合作項目。其中有個公立大學在一年后才給他回信,只有我們這個私立大學在一天內給他回信, 讓他激動萬分。即便今天,如果有在印度申請銀行卡的經歷,也會發現,申請時需要簽字的申請表厚厚的一摞,而等待的時間更難以想象,竟然很難在一個月內期待拿到卡。


這種過度注重程序,也已經深深得影響印度人的思維和問題解決思路。在正常的工作流程中,你把一項工作交給了另一個人,他也答應了,你應該可以假設,這個人會在既定的時間,給你交回結果。但在印度文化里,這種假設是不成立的。在此分享一則我最近的經歷。


A生是我所在的印中研究中心的志愿者,還是一個比較靠譜的印度學生。因為我幫她寫推薦信,她主動問我,什么志愿者的活兒她可以做。我便請她幫我把某次會議上一次重要演講轉化成文字。我周一給她寫信,希望她周日晚上交給我,她答應了。然后,我給負責視頻保管的老師寫信,解釋需要A生將哪次演講轉化成文字,把A生放在抄送名單里,讓A生跟其對接。


等到了周日晚上,我查了好幾遍郵箱,但沒收到郵件。轉過來的周一,我在路上碰到她,她跟我說,她給那個負責視頻老師寫了信,但那個老師一直沒回信,所以,她還沒拿到視頻。我當時就問她,“老師沒給你回信,你不能去辦公室找他?”她答應了。


又到了周末,還是沒等到文字版。再問她,她說去了,但是,老師給她拷的都是照片。我再問她,“照片怎么能轉錄文字,你得去拷視頻啊。”


又到了周末,還是沒等到。我們在教學樓前的某條路上相遇了,她也有點不好意思了,著急得說,“老師我不騙你,真得,我試了各種辦法,他拷給我的東西打不開。我能去你辦公室嗎?”


極度絕望的我,想到教書育人的身份,還是壓住自己的失望和憤怒,答應她去我辦公室。我也打不開視頻,但音頻是可以的,能聽到清晰的聲音,我幫她挑出了演講者的所有部分,并標注好,然后等她的文字。那一周日,她終于發給了我。也就是一個月后,我終于得到了文字版。


B生是來自中國的交換生,也是中心的志愿者,我讓她負責印中午間講壇微信版的編輯制作,并希望微信在講座后48小時內編出來,并且配有照片。對她而言,也需要去跟音像攝像的老師打交道,主要是拷照片。第一次,她告訴我,講座后,她就跟著音像老師去要了,老師回頭說發她,但沒及時發給她。


考慮到她短期交流,對這兒的工作機制不熟悉,我告訴她,要拿著USB去拷才行,那些攝像老師都忙,不會想著主動發的。此后,就講座的微信,我會定期收到她制作完畢的臨時鏈接,只需要對文字內容進行完善,而不再需要像保姆一樣陷入每一步的瑣碎程序性事務。不論她自己時間如何緊張,她知道,她需要對講座微信出臺的結果負責,即使有時候得弄到深夜,她也要把工作完成。


A生跟前面說的那些千奇百怪理由的印度學生不一樣,其實,她是想做這件事的。但是,你會發現,與中國的B學生不一樣,她的思維是放在過程中,而不是結果導向。如果她的思維是結果導向,她就不會停留在某個程序性小障礙中,而是考慮如何去克服這個障礙,繼續往后一步走,以最終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一個印度老師處于我的位置會怎么回應她,基于我對他們的觀察,應對這個學生的方案可能有兩種:一是放棄追求結果,直到今天,這個文字版也沒出來;或者,他或她會給學校寫信,抱怨音像老師回復不及時或者抱怨志愿者學生工作不勤勉。這兩種思維在某種程度上都不會鼓勵印度學生對結果負責。


過度陷入程序性思維,既復雜了程序,有時還迷失了方向。在印度國家層面的治理中,也有這個問題。如印度針對其他落后(Other Backward Class)特留權制度,已經成立好幾個委員會,發布了不少調查報告,印度最高院也不停介入程序設計,硬是把一個過渡性的制度變得復雜、長久,成為今天撕裂印度的尷尬制度,具體見我發表在《印度洋經濟體研究》上發表的“從種姓特留權之爭看印度以憲法為基礎的治理邏輯”一文。


這種程序性思維投射到日常生活中,就體現在,當你把活兒描述清楚,并轉達給某個印度同事時,實際上活兒沒交出去,他們不把自己當作對結果負責的人。雖然他也會跟你說,“沒問題”,“我會做”,但若你不介入過程,你會聽到二十次承諾,但卻不會有什么結果。再加上印度人時間觀念不強,經常發現,哪怕保障一門課的運轉也得投入很多精力。


剛開始,我也是挺苦悶的,在各種教訓中摸索出了一點小技巧。如果一件事我認為必須要做成,那我就需要不停的介入過程,既寫信,也打電話,甚至到同事辦公室拜訪,就是要督促他們做,直到我看到結果。


如果一件事是學校負責人交代的,我只是其中的一環,也沒能力整合其他人的角色,我會把我這部分按時做好,把跟其他人的對接部分用郵件溝通,保留記錄,遇到不負責任或推卸責任的,也好應對。


如果一件事我認為時間很關鍵,一定得為deadline設定后果。比如遲到20分鐘沒有考勤,晚交一小時扣一分。有些時候,可能更復雜,比如調課需要征求學生們的意見,需要他們在特定時間內回復。如果沒有經過他們回復,隨便調課,學生們會不上課還問你要考勤,理由是調課沒經過他們的意見。但他們不在規定時間內回復,你又沒有什么好的辦法。


在這種情形下,我就需要預先在課堂征求一下意見,然后根據反饋提出三個或四個選擇,并且在郵件明確寫明,如果在特定時間內不回復,就默認第一選擇,從而得以將調課時間固定下來,學生們事后也沒有好說的。


雖然是管理一門小小的課,我感覺得把10年律師經驗和7年NGO管理經驗都用上,全力以赴,才保持我認為相對正常的運轉狀態,這是中國任課老師在教授中國學生時不需要花費的精力。當然,這些經驗的摸索,也許可以用到其他中資的管理上。


三、全球化公民:獨立思考與勤勉


中印的結合,也許是培養最具競爭力的全球化公民的最佳結合。就像美國最著名的印度史學家Stanley Wolpert所觀察的,表達力強的印度人成為實際上最積極也是“最好爭論”的傳達者,用觀念和見識激發彼此的想象力。我個人認為,中華文化中的內省、勤勉、大局觀已及新近政治中探索出的實用兼實驗主義思維,也是中國人作為個體和整體在世界競爭中的優勢所在。如果兩者可以結合到一個年輕人身上,那將是無可抵擋的競爭力。


中印憲法比較課上,絕大多數學生來自印度,只有兩位來自中國。討論到印度憲法的任何問題,都會有印度學生的熱情參與。因他們對憲法的了解很深,很多討論對我啟發很大,很為他們感到自豪。而中國學生,即便是討論中國憲法部分,也是一臉茫然,很難聽到他們的見解。那種想不出觀點,甚至缺乏基礎了解的無助,從他們的眼神中能夠感受得到。我都有點替她們擔心期中考試,因為那是口頭辯論。但事后證明,這種擔心有點過了。雖然是口頭辯論,但畢竟也是考試,中國學生在考試上還是有一套的,我和印度老師都不約而同得給兩位中國學生很高的評價。


期中考試口頭辯論的具體規則是,每四個學生一組,根據指定辯題,兩個支持,兩個反對。對很多印度學生來說,發散性討論是有優勢的,但是,在指定時間內辯論,卻面臨著挑戰。20分鐘,四個人兩輪辯論,這意味著每人每輪只有2.5分鐘,如果不事先圍繞著打分點做精準練習,拿到高分還是很有挑戰的。


兩個中國學生語言上沒有優勢,觀點上不見得多新穎,但是,他們事先做了不少準備。首先把核心觀點都列在了紙上,事先肯定也做過不少遍練習,發言時觀點很熟練,速度很快,能在有效時間內,把盡可能把多的觀點有效分享。


而大多數印度學生,事先沒怎么做準備,還沒開始說觀點呢時間到了,或者一個人強行說10分鐘,其他人都沒有時間表達,導致整個組的分數都很低。


有一次問中國交換生,她是怎么看印度學生的。這個交換生告訴我,在她另一門課上,她跟一個印度學生一組。她讓那個印度同學做PPT,不做;讓他做練習,也不做。這個中國學生做了PPT,印度同學還批評她,說她不過把老師課堂上的觀點梳理了一下,沒有自己的觀點,毫無價值。結果到了做presentation時,她發現自己的印度同學果然很有觀點,讓她很佩服。


在中印學生的對比下,我經常在想,要是一個學生既有印度人的思想和口才,又有中國學生的勤勉和責任意識,那將是最有魅力也最有競爭力的全球化公民。


跟一個中國媒體人聊天,她的女兒在初中時來到印度,在印度比較好的私立學校接受高中教育后,考入了美國常青藤布朗大學。在學校里,她女兒剛開始還跟考入的中國孩子在一起經常聚,后發現,他們主要是打牌、約飯,陷入小圈子時,她跟這個中國圈子的學生交流慢慢減少了。


雖然那些考入這個大學的中國學生也多半是來自人大附中等國內知名中學,但是,在文化融入方面,他們的確面臨挑戰。相比之下,這個在印生活了一段時間的中國女生就很有優勢。首先,她童年時期出國,有利于培養她的文化調試能力。其次,她從印度學生那里學到了組織活動、活躍交流的能力。最后, 她還同時保持著中國學生的勤勉和責任心。她給了我們提供了一個中印文化融合的好范例。


印度是盛產思想家和辯論家的地方,對于印度的年輕學子,只要稍加勤勉,就可以在很多領域尤其是人文領域,取得很了不起的成績。2017年,年輕的金德爾學子在維也納舉辦的第24屆 Willem C Vis 國際商事仲裁模擬法庭中擊敗來自全球330個隊,包括那些世界知名學校奪得第二名,令世界刮目相看。但印度不只需要思想家和辯論家,還需要務實的問題解決型人才,否則,社會底層的很多問題解決不了,短板永遠在。


對于中國,新一代的年輕人不缺想法和創新精神,各種新技術、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但如果在精神層面和社會深層次問題上,中國年輕人可以花點時間多想一點,可能會讓中國社會的運行更有質感和人文精神,政治格局也會更穩定。因此,兩國的年輕人應該加強交流,取長補短,在未來重塑本國文化和提升本國軟實力方面發揮更好的作用,而這有助于中印兩國新型關系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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